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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樹林與蔣潔敏爭權 因與周永康缺少交情出局
落馬高官中的“跨界腐敗”群體
在十八大後的落馬高官中，有一個“跨界腐敗”群體 他們長期任職於大型國企，並成長為企業的重要領導，而後完成跨界，躋身黨政高級領導幹部之列。還有一些人，原本是活躍在講臺上的高校教師，後來卻走上“學而優則仕”的道路，直至最終墜落。
國務院國資委原主任蔣潔敏，原福建省長蘇樹林，進入政界之前分別是中國最大的兩傢石化企業 中石油與中石化的掌門人；原山西省委常委、太原市委書記陳川平與原山西省副省長任潤厚，均在該省大型國企深耕多年；最近落馬的原上海市委常委、副市長艾寶俊，更是橫跨學界、商界與政界。
因為長期在企業或高校工作，能力也為外界稱道，他們的到來，一度被視為政壇的一股清風。可惜，他們最終辜負瞭外界的期待，跌落進貪腐的深淵。
崛起原因：
提拔得早，“貴人”少不瞭
盤點這些“跨界腐敗者”的履歷，可以發現許多相似之處。比如，他們都從基層幹起，憑借出眾的能力及貴人提攜，年紀輕輕便走上領導崗位。
上世紀70年代，蔣潔敏參加工作，在勝利油田孤島采油廠井下作業隊當修井工。勝利油田的老工人向廉政 望記者介紹，油田所有工作中，修井幾乎是最臟最苦最累的，整天在野外作業，如果遇上井噴和沖砂，內衣都會被油浸透。除瞭高強度的勞iphone6二手動，還有許多無法預知的風險。蔣潔敏的一名工友，不小心被洗井的化學藥劑濺到眼睛，從此一隻眼睛失明。
蘇樹林大學畢業後，也放棄瞭在研究所的工作機會，主動申請到條件艱苦的大慶油田外圍區參加石油會戰。一篇描述蘇樹林早年事跡的文章曾寫道：“蘇樹林工作的地方，到處是水塘、沼澤、沙丘、荒漠。喝的是用罐車拉來的貯存在鐵罐中的、充滿沙土和鐵銹的淺井水，大而肥的蚊子晝夜不斷，隨便拍一下臉，手上就會沾上一層鮮血……”
原山西省副省長任潤厚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煤礦工人。當年的工友介紹說，任潤厚每天都得下井挖煤。在此期間，礦井發生過事故，任潤厚當天正好輪休。因為表現突出，任潤厚24歲時獲得瞭去西山礦務局職工大學學習的機會，命運從此改變。
陳川平與毛小兵大學畢業後，分別來到太原鋼鐵公司與青海省錫鐵山礦務局，從生產一線的技術員幹起，最終成長為企業的一把手。
一名受訪人士表示，從企業一線幹到高管的當事人，要跨界到官場，大致有兩個條件，一是在企業取得過不俗的成績，二是進入政壇時依舊具有年齡優勢。
當然，要獲得非同尋常的升遷速度，除瞭個人努力，更少不瞭貴人提攜。
上世紀80年代末，蔣潔敏攀附上時任勝利油田管理局局長的周永康後，立刻步入仕途快車道。
蘇樹林37歲就當上大慶石油管理局局長，也是得益於一名重要領導的賞識。這名領導先後擔任大慶石油管理局與中石油的一把手，不僅對蘇樹林一路提攜，甚至在國傢領導人視察大慶時，還把匯報的機會特意給瞭當時僅是局長助理的蘇樹林。
廉政 望記者在青海采訪時瞭解到，毛小兵29歲出任副廳級的錫鐵山礦務局副局長，已屬破格提拔。34歲出任礦務局一把手時，更是遭到“年紀太輕”的質疑。此時，一名青海省主要領導拍板定調，認為礦務局即將改制為股份制企業，提拔一名學歷高、年輕的一把手，有利於工作開展。
艾寶俊是高校教師出身。1994年，在一場冶金工作會議上，時任高校財務處長艾寶俊的發言，令出席會議的寶鋼集團董事長大加贊賞。他認為這種既懂工業又熟悉財經的人才，正是寶鋼需要的。同一年，艾寶俊被調入寶鋼，一路扶搖直上。
一邊註重工作績效，一邊搞權權交易
這些“跨界腐敗者”，都曾締造過屬於各自的輝煌，身上有鮮明的強人烙印。蔣潔敏因操刀中石油上市，成為風光無限的國企改革者。蘇樹林在大慶石油管理局時，面對喊瞭幾十年的增產口號，率先提出當國際油價過低時，企業應當主動減產，這一決定至今看來無疑具有超前眼光。成為中石化的掌門人後，蘇樹林又大力推動“走出去”戰略，讓中石化的觸角伸向全球。
在曾經執掌過的企業中，這些人一度擁有相當不錯的口碑。陳川平落馬之後，一名太鋼集團的工程師還告訴廉政 望記者，如果沒有陳川平，太鋼的發展或許就沒有這麼快。
即便轉入政府工作，他們依舊延續瞭在企業時大刀闊斧的工作作風。不過，這些“跨界腐敗者”同時也是“帶病提拔者”，當他們在企業取得不俗經營業績時，自身已經跌入腐敗的泥淖。從目前公佈的案情及調查情況來看，這些人的貪腐行為早在企業時便已開始。甚至在各自引以為傲的工作業績中，腐敗的暗流已經湧動。
西部礦業的成功上市，既為毛小兵贏得無數贊譽，更引來不少質疑。股票公開發行後，一直有員工上訪，認為毛小兵夥同特定企業在股市攫取利益，普通職工的權益遭到侵犯。
因為執掌大型國企所握有的巨大資源，除瞭常見的權錢交易，“跨界腐敗者”還會成為權權交易中的一方。
蔣潔敏在中石油任職期間，受周永康之托，利用職權為他人在獲得油氣田區塊合作開采權、燃氣輪機發電機組項目招標、天然氣供應指標等事項上提供幫助，其行為嚴重擾亂瞭國傢油氣資源管理秩序，致使國傢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。
人民日報曾發文評論，權權交易是一種比較隱蔽的違紀違法手段。以蔣潔敏案為例，從表面上看，蔣潔敏受周永康之托，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，並沒有直接從中獲利。但他憑此獲得瞭周永康的信任，在仕途晉升等方面對蔣潔敏予以“回報”。在這個過程中，二人利用手中的公權力互相示好，真正蒙受損失的卻是國傢利益。
大搞權權交易的還有陳川平。據知情人士介紹，陳川平與令計劃傢族私交甚好，陳川平能從太鋼董事長晉升副省長，數年後又躋身省委常委，與令計劃的提攜密不可分。同時，陳川平也對令傢的商業活動大開方便之門。
攀附權貴，出手闊綽
盡管在企業獲得巨大成功，頭頂光環無數，但在蔣潔敏等人心中，卻無時無刻不向往著在政壇大展拳腳。拼命攀附權貴以為進身之階，成為“跨界腐敗者”的又一特征。
落馬後，蔣潔敏被媒體稱為周永康的“門徒”，事實也的確如此。在爭奪中石油一把手的過程中，蔣潔敏能夠最後勝出，倚仗的恐怕正是上頭有人。同樣能力出眾，卻因為屬於大慶石油系，與周永康缺少交情的蘇樹林，最後隻能黯然出局，一度淡出石油系統，遠走遼寧。據媒體報道，執掌中石油後，蔣潔敏也充分利用自己“周傢臣”的角色，迅速擺平公司內部各個山頭。
與令計劃傢族的關系，則是陳川平馳騁山西官場的護身符。在以令計劃為首的神秘組織西山會中，陳川平是重要成員之一。陳川平管令政策、令計劃叫舅舅，太鋼集團的重要項目審批以及陳川平個人的升遷，都得到令氏兄弟的關照。據媒體報道，陳川平曾送令計劃獨子令谷一輛法拉利
，令谷駕駛該車時遭遇車禍，引發一系列後續風波。
據一名山西官場人士介紹，因為坐在國企的金山上，這些“跨界腐敗者”為謀得個人升遷，出手往往特別大方。例如贈送法拉利這種事，一般官員恐怕難以辦到。
其實，縱觀蔣潔敏等人的軌跡，他們從來就不甘於僅僅執掌一傢企業。權欲與貪念，最終使他們走上不歸路。
國傢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傢告訴廉政 望記者，優秀的國企領導人希望進入政界施展拳腳，本身無可厚非。在市場經濟發達的今天，熟悉經濟工作的企業傢從政是具有進步意義的。但不可否認，在政府機關與國有企業中，都有不同程度的貪腐現象存在，在查處個別“跨界腐敗者”的同時，更要完善政府與國企的監督體制，做好懲前毖後的工作。
“跳槽”入政落馬官員的四大特征
隨著幹部隊伍的交流成為常態，一大批活躍在商界與學界的企業傢、學者進入政壇。在這一群體中間，有人成功“跳槽”後，卻難逃黯然落馬的結局，令人唏噓不已。
梳理這些“跳槽”入政落馬官員，盡管他們的經歷與任職崗位各有不同，卻擁有較為類似的共性特征。比如，他們都懷有強烈的官本位思想，錢掙夠瞭，就想當官；在企業和高校等一把手幫助下，年紀輕輕便身居高位；領導作風更趨強勢；貪腐手段也令外界瞠目結舌。
取向特征：
受官本位傳統影響深
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，國企管理者的收入已大幅提升，其薪資待遇遠超政府公務員。
媒體曾報道，一名央企董事長調任某省省長後，看到工資條後的第一個反應，是懷疑小數點打錯瞭。他坦言，對於來政府工作後收入下降有心理準備，但看到工資條後還是吃驚，沒想到會這麼少！
同樣是這位省長，到政府工作後放棄瞭打高爾夫球的愛好。在企業工作時，休息時間可以自費打高爾夫，主政地方後卻要顧慮方方面面的感受。
盡管工資少瞭，約束多瞭，卻並不妨礙部分國企管理者極力渴望走入仕途。其中的一個原因，大概是在某些人心中，一直懷有強烈的官本位思想，認為錢已經掙夠瞭，不妨再過一把“官癮”。
縱觀那些“跳槽”入政落馬官員的軌跡，他們從來就不甘於執掌一傢企業。國務院國資委原主任蔣潔敏在執掌中石油時說出“生入中南海，死進八寶山”的“豪言壯語”，這樣的“雄心”當然不是一個中石油董事長能裝得下的。原山西省委常委、太原市委書記陳川平，原山西省副省長任潤厚早年在企業工作時，也一直把晉升副省作為奮鬥目標。
梳理他們的履歷還會發現，“跳槽”者進入政壇的起點往往特別高。不跳則已，一跳就必定拿下關鍵位置。陳川平、任潤厚進入政壇後，均從分管煤炭工業的副省長幹起，這在山西堪稱實權崗位。毛小兵離開西部礦業後，立刻成為首府城市西寧的代市長。原寶鋼集團總經理艾寶俊調任上海市副市長後，分管工業、商業、國資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分析人士指出，如果抱著過官癮的想法，眼睛裡當然是盯住關鍵崗位。另一方面，他們手裡掌握的國企資源，也使其擁有瞭強大的活動能力，更容易“心想事成”。
從政特征：
曾帶來先進管理理念
這些“跳槽”入政落馬官員，大多數是從基層幹起，獲得令外人驚訝的升遷速度。
蔣潔敏參加工作後，從修井工幹起，39歲就擔任正廳級領導職務，到45歲時已晉升副省長。蘇樹林37歲擔任大慶石油管理局局長，不到40歲當選中央候補委員。艾寶俊與陳川平，也都在35歲左右便躋身寶鋼集團、太原鋼鐵這種大型國企的核心領導層。
其次，能夠“跳槽”者，之前大多取得過令人信服的成績，同時得到瞭一把手的認可與賞識。尤其是高層領導的拔擢，幾乎是完成“跳槽”動作的必要條件。如蔣潔敏同周永康的親密關系，在石油系統人盡皆知。
有專傢認為，由於不少企業、高校一把手對提拔下屬擁有絕對話語權，加之監管較官場而言更為薄弱，程序很難稱得上嚴格，他們看上人才就大力提拔，使其在系統內發展得暢通無阻。這也是不少“跳槽”進入政界者具有年齡優勢的原因。
有些“跳槽”入政落馬官員，進入政界後也帶來瞭好的管理理念，有的的確取得過成績。據稱，蔣潔敏的工作效率和決策水平曾給同事留下瞭深刻印象。欒慶偉工作作風踏實，帶領下屬苦學日語，被譽為大連軟件產業的“鐵三角”之一。
性格特征：
大多數人強勢霸道
無論是從商界還是學界“跳槽”進入政界，不少人的性格非常鮮明，也把之前的強勢作風帶入官場。
據報道，蘇樹林、陳川平等在擔任省市主要領導期間，作風霸道，批評人不留情面。他們不僅多次在公開場合批評政府機關的工作效率，認為比起企業來差距太大，還被指“很狂”，如毛小兵當眾訓人是傢常便飯。
分析人士認為，這種強勢的工作作風，有時容易推動工作，還一度獲得外界好評。而強勢背後的霸道和底氣，大概源於國企管理者懂經濟，工作中的執行力很強，學界出身的人學識淵博，眼界開闊，他們或多或少都擁有一種心理優勢，認為比起同僚，自己在某些方面的能力更勝一籌，底氣十足，進而把這種底氣當成瞭霸道、蠻橫的資本。
強勢的工作作風再進一步，往往演變為獨斷專行。這些“跳槽”入政落馬官員中，有好幾人就是有名的“一言堂主”。
毛小兵主政西寧時，大小事情一把抓，其親屬明目張膽介入市政工程，弄得民怨沸騰。陳川平當太原市委書記時，因為自己不吹空調，市委常委會上形成瞭不開空調的慣例。大熱天開會，其他常委熱得汗流浹背。
不過，凡事也有例外，比如艾寶俊在政府工作時就顯得頗為低調。分析人士認為，官員強勢與否，一定程度上也與當地政治氣候以及個人處境有關。
貪腐特征：
涉案金額巨大，手段並不高明
不少“跳槽”入政落馬官員還有一個顯著特征，就是外界口碑似乎不錯，但違法事實一旦被揭露，其數額之大往往令人瞠目結舌，而不少人的貪腐手段並不高明，被“一抓一個準”2017最新手機。
看起來，這些人拿慣瞭高薪，或許根本看不上普通的紅包禮金。可實際上，不少人一旦出手，搞出的必然是大動靜。
輿論認為，蘇樹林的違紀行為極有可能發生在推動中石化海外擴張的過程中。他和特定商人發生利益關系，以至於中石化耗費巨額資金在非洲收購瞭某些不良資產，至今無法實現盈利，造成的損失要以幾億甚至幾十億計算。
艾寶俊是財經專傢，長期分管寶鋼集團財務以及上海國資工作。他的傢人憑借這層背景，把手伸進資本市場，在裡面興風作浪，一次交易的獲利動輒上千萬。
多年來，從商界、學界、科技界等跨入官場的從政者們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出瞭巨大的貢獻，個別人搞腐敗與“跨界”本身無關。但“跨界”亦可成為發現當事人腐敗的契機。
還原“跨界者”：
主流很給力，如何邁過那道坎？
文_本刊記者 李天銳
“要使好的比較年輕的幹部早點上來。”
19 82年黨的十二大前夕的一次會議上，鄧小平提到時任第二汽車制造廠副廠長王兆國時如是說。十二大後，王兆國由企業跨界進入政界，後任中央政治局委員、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、全國總工會主席。
此前參觀完“二汽”回武漢的路上，鄧小平道出瞭王可以“跨界”從政的理由：才38歲，有多年領導經驗，有文化和專業知識（哈工大畢業，在生產一線多年），表現也不錯（文革時抓生產、抵制貼大字報）。
事實上，對優秀的人才跨界使用，是我們黨多年來形成的慣例，體現瞭“擇天下英才而用之”的氣魄和膽略。個別人的腐敗，改變不瞭這些跨界官員做出的貢獻。
“跨界人才”為何受偏愛？
“黨管幹部”是選任黨政領導幹部的首要原則。從我們黨不同時期發佈的重要文件中，對跨界人才的偏愛一以貫之。
早在2002年，中共中央印發的《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》就指出，黨政領導幹部可以從黨政機關以外選拔任用。
2014版《條例》更增加瞭“拓寬選人視野和渠道……地方黨政領導班子成員應當註意從擔任過縣（市、區、旗）、鄉（鎮、街道）黨政領導職務的幹部和國有企事業單位領導人員中選拔”的內容。
同年底頒佈的《2014 2018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》亦指出，註重從國有企業、高校、科研院所等企事業單位領導人員中培養選拔黨政領導班子成員。
多年來，不少人才“跨界”到政界後，取得瞭很大的成績。如昔日復旦大學指點江山的青年學者、辯論隊教練王滬寧，如今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員、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；而現任國務委員、公安部長郭聲琨，從政前曾在國企擔任高管10餘年，曾任中鋁公司總經理。
除瞭出身學界、商界的，還有從文學藝術界、科技界跨界到官場的。如早些年，作傢王蒙出任文化部長；寫出反腐小說《抉擇》的張平，曾任山西省副省長；昔日被譽為“航天少帥”的馬興瑞，現正擔任廣東省委副書記、深圳市委書記。
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原院長吳江等專傢認為，幹部“跨界”任職，可以增進不同工作領域的相互瞭解和信任，發揮自身獨特的業務和經驗優勢。同時，能更好地協調解決問題和矛盾，大膽改革，防止部門利益和地方主義的傾向。
一些好的工作作風，被跨界者們延續瞭下來。李毅中擔任中石化總經理時，就以“雷厲風行”著稱，曾直斥部分員工工作效率低；調任國傢安監總局局長後，他整頓作風，“火爆”依舊，多次在事故現場痛斥責任方不作為。
當事人被選中進入政界任職，一般而言，新職亦有利於其發揮專長。履新後，他們也為任職地帶來瞭新變化。馬興瑞不僅提出“深圳要打造國際化程度最高的矽谷”，還於今年11月13日見證瞭深圳市政府與自己的老東傢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，推進航天技術在深圳產業化。
這些官員帶給下屬的，還有新思路、新理念的洗禮。曾任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的郭樹清，履新山東省長後開展金融改革，山東省金融辦主任李永健在改革1年後受訪稱，很多山東官員仍感覺跟不上郭樹清的思路，要跟上很不容易。李同時亦表示，凡事有個過程，對完成金融改革仍有信心。
多名跨界者受訪時均表示，政界和此前他們工作的企業、高校等，都屬於體制內，適應起來不難，但官場生涯也讓當事人有所改變。從中海油總經理到海南省任職的衛留成回憶，到海南後更註意形象瞭：“有時我老婆在電視上看到我也提意見，你頭發怎麼這麼亂？”脾氣變得更溫和瞭，“盡管有些話聽起來沒意思，也要聽，很多會議你都要去。”
對一些“跨界者”特別是文化人而言，這段日子還成為瞭解和讀懂政界的窗口。如學者張頤武到北京市文化局任副局長剛一個月，已體會到“政府的運作太復雜，要在不同利益之間取得平衡”。已卸任山西省副省長的張平更表示，這些年發生在身邊的人和事太精彩，要將其寫成反腐作品。
腐敗與跨界本身無關
毋庸諱言，一些企業界、學界、文藝界知名人士在“跨界”進入官場後，違紀違法行為暴露，最終成為瞭階下囚。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，這些官員搞腐敗，與“跨界”本身並無關系。
首先，“跨界者”中的絕大多數人，都兢兢業業，發揮自身優勢，在從政的崗位上做出瞭貢獻。2014年4月，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強調，還要繼續拓寬視野渠道，加大交流力度，打破幹部部門化地域化，使幹部在不同環境不同崗位增長才幹。
其次，正如本專題前文已提到的，絕大多數從商界跨到政界的貪官，在企業已開始搞腐敗。甚至可以說，很多人貪腐事發，導火索都來自在企業任職時。如蔣潔敏被控受賄1400餘萬元的期限為2004年至2013年，剛好是他在中石油步步高升期間；山西落馬高官陳川平，罪名之一便是濫用職權，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損失。
由此看來，跨界與腐敗並無直接關系。不過不少專傢表示，為瞭讓“跨界”更安全，選拔人才更科學，“跨界”的程序、方式等，還需要有更多改變。
國傢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傢認為，在政界、學界、企業界高級官員的互換方面，有必要出臺一些相關的法律法規，不妨出臺與《公務員法》、《黨政幹部選拔任用條例》相適應的二級、三級法規，來規范幹部流轉工作的全過程。
“跨界前後是發現貪腐者的一個契機。”還有專傢建議，這段時間，要充分利用現有的企業高管離任審計，綜合運用紀委廉潔鑒定、民主測評、個別談話、任前信息公開等手段，對其做一次全方位的“廉政體檢”，減少“帶病跨界”的可能性。一個典型案例是，蔣潔敏就是在企業離任審計中被查出問題，“跨界”任職不到半年就落馬。
最後，“要邁過‘跨界’這道坎，成功轉型，除瞭不搞腐敗，跨界者們還有更多的挑戰。
“從自身看，一要及時轉變工作方式，適應政界的工作和節奏，做好長期奮鬥的準備。二要將過去的自己適當‘歸零’，找準定位，利用自身優勢服務於任職地發展。三要始終潔身自好，不加入小團體，不搞團團夥夥。四是遇到挫折時積極面對，努力調適心態。從組織看，除瞭及時開展測評和考察外，還要適時加強人性關懷和心理輔導。”上述專傢指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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崛起原因：
提拔得早，“貴人”少不瞭
盤點這些“跨界腐敗者”的履歷，可以發現許多相似之處。比如，他們都從基層幹起，憑借出眾的能力及貴人提攜，年紀輕輕便走上領導崗位。
上世紀70年代，蔣潔敏參加工作，在勝利油田孤島采油廠井下作業隊當修井工。勝利油田的老工人向廉政 望記者介紹，油田所有工作中，修井幾乎是最臟最苦最累的，整天在野外作業，如果遇上井噴和沖砂，內衣都會被油浸透。除瞭高強度的勞iphone6二手動，還有許多無法預知的風險。蔣潔敏的一名工友，不小心被洗井的化學藥劑濺到眼睛，從此一隻眼睛失明。
蘇樹林大學畢業後，也放棄瞭在研究所的工作機會，主動申請到條件艱苦的大慶油田外圍區參加石油會戰。一篇描述蘇樹林早年事跡的文章曾寫道：“蘇樹林工作的地方，到處是水塘、沼澤、沙丘、荒漠。喝的是用罐車拉來的貯存在鐵罐中的、充滿沙土和鐵銹的淺井水，大而肥的蚊子晝夜不斷，隨便拍一下臉，手上就會沾上一層鮮血……”
原山西省副省長任潤厚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煤礦工人。當年的工友介紹說，任潤厚每天都得下井挖煤。在此期間，礦井發生過事故，任潤厚當天正好輪休。因為表現突出，任潤厚24歲時獲得瞭去西山礦務局職工大學學習的機會，命運從此改變。
陳川平與毛小兵大學畢業後，分別來到太原鋼鐵公司與青海省錫鐵山礦務局，從生產一線的技術員幹起，最終成長為企業的一把手。
一名受訪人士表示，從企業一線幹到高管的當事人，要跨界到官場，大致有兩個條件，一是在企業取得過不俗的成績，二是進入政壇時依舊具有年齡優勢。
當然，要獲得非同尋常的升遷速度，除瞭個人努力，更少不瞭貴人提攜。
上世紀80年代末，蔣潔敏攀附上時任勝利油田管理局局長的周永康後，立刻步入仕途快車道。
蘇樹林37歲就當上大慶石油管理局局長，也是得益於一名重要領導的賞識。這名領導先後擔任大慶石油管理局與中石油的一把手，不僅對蘇樹林一路提攜，甚至在國傢領導人視察大慶時，還把匯報的機會特意給瞭當時僅是局長助理的蘇樹林。
廉政 望記者在青海采訪時瞭解到，毛小兵29歲出任副廳級的錫鐵山礦務局副局長，已屬破格提拔。34歲出任礦務局一把手時，更是遭到“年紀太輕”的質疑。此時，一名青海省主要領導拍板定調，認為礦務局即將改制為股份制企業，提拔一名學歷高、年輕的一把手，有利於工作開展。
艾寶俊是高校教師出身。1994年，在一場冶金工作會議上，時任高校財務處長艾寶俊的發言，令出席會議的寶鋼集團董事長大加贊賞。他認為這種既懂工業又熟悉財經的人才，正是寶鋼需要的。同一年，艾寶俊被調入寶鋼，一路扶搖直上。
一邊註重工作績效，一邊搞權權交易
這些“跨界腐敗者”，都曾締造過屬於各自的輝煌，身上有鮮明的強人烙印。蔣潔敏因操刀中石油上市，成為風光無限的國企改革者。蘇樹林在大慶石油管理局時，面對喊瞭幾十年的增產口號，率先提出當國際油價過低時，企業應當主動減產，這一決定至今看來無疑具有超前眼光。成為中石化的掌門人後，蘇樹林又大力推動“走出去”戰略，讓中石化的觸角伸向全球。
在曾經執掌過的企業中，這些人一度擁有相當不錯的口碑。陳川平落馬之後，一名太鋼集團的工程師還告訴廉政 望記者，如果沒有陳川平，太鋼的發展或許就沒有這麼快。
即便轉入政府工作，他們依舊延續瞭在企業時大刀闊斧的工作作風。不過，這些“跨界腐敗者”同時也是“帶病提拔者”，當他們在企業取得不俗經營業績時，自身已經跌入腐敗的泥淖。從目前公佈的案情及調查情況來看，這些人的貪腐行為早在企業時便已開始。甚至在各自引以為傲的工作業績中，腐敗的暗流已經湧動。
西部礦業的成功上市，既為毛小兵贏得無數贊譽，更引來不少質疑。股票公開發行後，一直有員工上訪，認為毛小兵夥同特定企業在股市攫取利益，普通職工的權益遭到侵犯。
因為執掌大型國企所握有的巨大資源，除瞭常見的權錢交易，“跨界腐敗者”還會成為權權交易中的一方。
蔣潔敏在中石油任職期間，受周永康之托，利用職權為他人在獲得油氣田區塊合作開采權、燃氣輪機發電機組項目招標、天然氣供應指標等事項上提供幫助，其行為嚴重擾亂瞭國傢油氣資源管理秩序，致使國傢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。
人民日報曾發文評論，權權交易是一種比較隱蔽的違紀違法手段。以蔣潔敏案為例，從表面上看，蔣潔敏受周永康之托，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，並沒有直接從中獲利。但他憑此獲得瞭周永康的信任，在仕途晉升等方面對蔣潔敏予以“回報”。在這個過程中，二人利用手中的公權力互相示好，真正蒙受損失的卻是國傢利益。
大搞權權交易的還有陳川平。據知情人士介紹，陳川平與令計劃傢族私交甚好，陳川平能從太鋼董事長晉升副省長，數年後又躋身省委常委，與令計劃的提攜密不可分。同時，陳川平也對令傢的商業活動大開方便之門。
攀附權貴，出手闊綽
盡管在企業獲得巨大成功，頭頂光環無數，但在蔣潔敏等人心中，卻無時無刻不向往著在政壇大展拳腳。拼命攀附權貴以為進身之階，成為“跨界腐敗者”的又一特征。
落馬後，蔣潔敏被媒體稱為周永康的“門徒”，事實也的確如此。在爭奪中石油一把手的過程中，蔣潔敏能夠最後勝出，倚仗的恐怕正是上頭有人。同樣能力出眾，卻因為屬於大慶石油系，與周永康缺少交情的蘇樹林，最後隻能黯然出局，一度淡出石油系統，遠走遼寧。據媒體報道，執掌中石油後，蔣潔敏也充分利用自己“周傢臣”的角色，迅速擺平公司內部各個山頭。
與令計劃傢族的關系，則是陳川平馳騁山西官場的護身符。在以令計劃為首的神秘組織西山會中，陳川平是重要成員之一。陳川平管令政策、令計劃叫舅舅，太鋼集團的重要項目審批以及陳川平個人的升遷，都得到令氏兄弟的關照。據媒體報道，陳川平曾送令計劃獨子令谷一輛法拉利
，令谷駕駛該車時遭遇車禍，引發一系列後續風波。
據一名山西官場人士介紹，因為坐在國企的金山上，這些“跨界腐敗者”為謀得個人升遷，出手往往特別大方。例如贈送法拉利這種事，一般官員恐怕難以辦到。
其實，縱觀蔣潔敏等人的軌跡，他們從來就不甘於僅僅執掌一傢企業。權欲與貪念，最終使他們走上不歸路。
國傢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傢告訴廉政 望記者，優秀的國企領導人希望進入政界施展拳腳，本身無可厚非。在市場經濟發達的今天，熟悉經濟工作的企業傢從政是具有進步意義的。但不可否認，在政府機關與國有企業中，都有不同程度的貪腐現象存在，在查處個別“跨界腐敗者”的同時，更要完善政府與國企的監督體制，做好懲前毖後的工作。
“跳槽”入政落馬官員的四大特征
隨著幹部隊伍的交流成為常態，一大批活躍在商界與學界的企業傢、學者進入政壇。在這一群體中間，有人成功“跳槽”後，卻難逃黯然落馬的結局，令人唏噓不已。
梳理這些“跳槽”入政落馬官員，盡管他們的經歷與任職崗位各有不同，卻擁有較為類似的共性特征。比如，他們都懷有強烈的官本位思想，錢掙夠瞭，就想當官；在企業和高校等一把手幫助下，年紀輕輕便身居高位；領導作風更趨強勢；貪腐手段也令外界瞠目結舌。
取向特征：
受官本位傳統影響深
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，國企管理者的收入已大幅提升，其薪資待遇遠超政府公務員。
媒體曾報道，一名央企董事長調任某省省長後，看到工資條後的第一個反應，是懷疑小數點打錯瞭。他坦言，對於來政府工作後收入下降有心理準備，但看到工資條後還是吃驚，沒想到會這麼少！
同樣是這位省長，到政府工作後放棄瞭打高爾夫球的愛好。在企業工作時，休息時間可以自費打高爾夫，主政地方後卻要顧慮方方面面的感受。
盡管工資少瞭，約束多瞭，卻並不妨礙部分國企管理者極力渴望走入仕途。其中的一個原因，大概是在某些人心中，一直懷有強烈的官本位思想，認為錢已經掙夠瞭，不妨再過一把“官癮”。
縱觀那些“跳槽”入政落馬官員的軌跡，他們從來就不甘於執掌一傢企業。國務院國資委原主任蔣潔敏在執掌中石油時說出“生入中南海，死進八寶山”的“豪言壯語”，這樣的“雄心”當然不是一個中石油董事長能裝得下的。原山西省委常委、太原市委書記陳川平，原山西省副省長任潤厚早年在企業工作時，也一直把晉升副省作為奮鬥目標。
梳理他們的履歷還會發現，“跳槽”者進入政壇的起點往往特別高。不跳則已，一跳就必定拿下關鍵位置。陳川平、任潤厚進入政壇後，均從分管煤炭工業的副省長幹起，這在山西堪稱實權崗位。毛小兵離開西部礦業後，立刻成為首府城市西寧的代市長。原寶鋼集團總經理艾寶俊調任上海市副市長後，分管工業、商業、國資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分析人士指出，如果抱著過官癮的想法，眼睛裡當然是盯住關鍵崗位。另一方面，他們手裡掌握的國企資源，也使其擁有瞭強大的活動能力，更容易“心想事成”。
從政特征：
曾帶來先進管理理念
這些“跳槽”入政落馬官員，大多數是從基層幹起，獲得令外人驚訝的升遷速度。
蔣潔敏參加工作後，從修井工幹起，39歲就擔任正廳級領導職務，到45歲時已晉升副省長。蘇樹林37歲擔任大慶石油管理局局長，不到40歲當選中央候補委員。艾寶俊與陳川平，也都在35歲左右便躋身寶鋼集團、太原鋼鐵這種大型國企的核心領導層。
其次，能夠“跳槽”者，之前大多取得過令人信服的成績，同時得到瞭一把手的認可與賞識。尤其是高層領導的拔擢，幾乎是完成“跳槽”動作的必要條件。如蔣潔敏同周永康的親密關系，在石油系統人盡皆知。
有專傢認為，由於不少企業、高校一把手對提拔下屬擁有絕對話語權，加之監管較官場而言更為薄弱，程序很難稱得上嚴格，他們看上人才就大力提拔，使其在系統內發展得暢通無阻。這也是不少“跳槽”進入政界者具有年齡優勢的原因。
有些“跳槽”入政落馬官員，進入政界後也帶來瞭好的管理理念，有的的確取得過成績。據稱，蔣潔敏的工作效率和決策水平曾給同事留下瞭深刻印象。欒慶偉工作作風踏實，帶領下屬苦學日語，被譽為大連軟件產業的“鐵三角”之一。
性格特征：
大多數人強勢霸道
無論是從商界還是學界“跳槽”進入政界，不少人的性格非常鮮明，也把之前的強勢作風帶入官場。
據報道，蘇樹林、陳川平等在擔任省市主要領導期間，作風霸道，批評人不留情面。他們不僅多次在公開場合批評政府機關的工作效率，認為比起企業來差距太大，還被指“很狂”，如毛小兵當眾訓人是傢常便飯。
分析人士認為，這種強勢的工作作風，有時容易推動工作，還一度獲得外界好評。而強勢背後的霸道和底氣，大概源於國企管理者懂經濟，工作中的執行力很強，學界出身的人學識淵博，眼界開闊，他們或多或少都擁有一種心理優勢，認為比起同僚，自己在某些方面的能力更勝一籌，底氣十足，進而把這種底氣當成瞭霸道、蠻橫的資本。
強勢的工作作風再進一步，往往演變為獨斷專行。這些“跳槽”入政落馬官員中，有好幾人就是有名的“一言堂主”。
毛小兵主政西寧時，大小事情一把抓，其親屬明目張膽介入市政工程，弄得民怨沸騰。陳川平當太原市委書記時，因為自己不吹空調，市委常委會上形成瞭不開空調的慣例。大熱天開會，其他常委熱得汗流浹背。
不過，凡事也有例外，比如艾寶俊在政府工作時就顯得頗為低調。分析人士認為，官員強勢與否，一定程度上也與當地政治氣候以及個人處境有關。
貪腐特征：
涉案金額巨大，手段並不高明
不少“跳槽”入政落馬官員還有一個顯著特征，就是外界口碑似乎不錯，但違法事實一旦被揭露，其數額之大往往令人瞠目結舌，而不少人的貪腐手段並不高明，被“一抓一個準”2017最新手機。
看起來，這些人拿慣瞭高薪，或許根本看不上普通的紅包禮金。可實際上，不少人一旦出手，搞出的必然是大動靜。
輿論認為，蘇樹林的違紀行為極有可能發生在推動中石化海外擴張的過程中。他和特定商人發生利益關系，以至於中石化耗費巨額資金在非洲收購瞭某些不良資產，至今無法實現盈利，造成的損失要以幾億甚至幾十億計算。
艾寶俊是財經專傢，長期分管寶鋼集團財務以及上海國資工作。他的傢人憑借這層背景，把手伸進資本市場，在裡面興風作浪，一次交易的獲利動輒上千萬。
多年來，從商界、學界、科技界等跨入官場的從政者們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出瞭巨大的貢獻，個別人搞腐敗與“跨界”本身無關。但“跨界”亦可成為發現當事人腐敗的契機。
還原“跨界者”：
主流很給力，如何邁過那道坎？
文_本刊記者 李天銳
“要使好的比較年輕的幹部早點上來。”
19 82年黨的十二大前夕的一次會議上，鄧小平提到時任第二汽車制造廠副廠長王兆國時如是說。十二大後，王兆國由企業跨界進入政界，後任中央政治局委員、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、全國總工會主席。
此前參觀完“二汽”回武漢的路上，鄧小平道出瞭王可以“跨界”從政的理由：才38歲，有多年領導經驗，有文化和專業知識（哈工大畢業，在生產一線多年），表現也不錯（文革時抓生產、抵制貼大字報）。
事實上，對優秀的人才跨界使用，是我們黨多年來形成的慣例，體現瞭“擇天下英才而用之”的氣魄和膽略。個別人的腐敗，改變不瞭這些跨界官員做出的貢獻。
“跨界人才”為何受偏愛？
“黨管幹部”是選任黨政領導幹部的首要原則。從我們黨不同時期發佈的重要文件中，對跨界人才的偏愛一以貫之。
早在2002年，中共中央印發的《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》就指出，黨政領導幹部可以從黨政機關以外選拔任用。
2014版《條例》更增加瞭“拓寬選人視野和渠道……地方黨政領導班子成員應當註意從擔任過縣（市、區、旗）、鄉（鎮、街道）黨政領導職務的幹部和國有企事業單位領導人員中選拔”的內容。
同年底頒佈的《2014 2018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》亦指出，註重從國有企業、高校、科研院所等企事業單位領導人員中培養選拔黨政領導班子成員。
多年來，不少人才“跨界”到政界後，取得瞭很大的成績。如昔日復旦大學指點江山的青年學者、辯論隊教練王滬寧，如今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員、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；而現任國務委員、公安部長郭聲琨，從政前曾在國企擔任高管10餘年，曾任中鋁公司總經理。
除瞭出身學界、商界的，還有從文學藝術界、科技界跨界到官場的。如早些年，作傢王蒙出任文化部長；寫出反腐小說《抉擇》的張平，曾任山西省副省長；昔日被譽為“航天少帥”的馬興瑞，現正擔任廣東省委副書記、深圳市委書記。
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原院長吳江等專傢認為，幹部“跨界”任職，可以增進不同工作領域的相互瞭解和信任，發揮自身獨特的業務和經驗優勢。同時，能更好地協調解決問題和矛盾，大膽改革，防止部門利益和地方主義的傾向。
一些好的工作作風，被跨界者們延續瞭下來。李毅中擔任中石化總經理時，就以“雷厲風行”著稱，曾直斥部分員工工作效率低；調任國傢安監總局局長後，他整頓作風，“火爆”依舊，多次在事故現場痛斥責任方不作為。
當事人被選中進入政界任職，一般而言，新職亦有利於其發揮專長。履新後，他們也為任職地帶來瞭新變化。馬興瑞不僅提出“深圳要打造國際化程度最高的矽谷”，還於今年11月13日見證瞭深圳市政府與自己的老東傢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，推進航天技術在深圳產業化。
這些官員帶給下屬的，還有新思路、新理念的洗禮。曾任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的郭樹清，履新山東省長後開展金融改革，山東省金融辦主任李永健在改革1年後受訪稱，很多山東官員仍感覺跟不上郭樹清的思路，要跟上很不容易。李同時亦表示，凡事有個過程，對完成金融改革仍有信心。
多名跨界者受訪時均表示，政界和此前他們工作的企業、高校等，都屬於體制內，適應起來不難，但官場生涯也讓當事人有所改變。從中海油總經理到海南省任職的衛留成回憶，到海南後更註意形象瞭：“有時我老婆在電視上看到我也提意見，你頭發怎麼這麼亂？”脾氣變得更溫和瞭，“盡管有些話聽起來沒意思，也要聽，很多會議你都要去。”
對一些“跨界者”特別是文化人而言，這段日子還成為瞭解和讀懂政界的窗口。如學者張頤武到北京市文化局任副局長剛一個月，已體會到“政府的運作太復雜，要在不同利益之間取得平衡”。已卸任山西省副省長的張平更表示，這些年發生在身邊的人和事太精彩，要將其寫成反腐作品。
腐敗與跨界本身無關
毋庸諱言，一些企業界、學界、文藝界知名人士在“跨界”進入官場後，違紀違法行為暴露，最終成為瞭階下囚。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，這些官員搞腐敗，與“跨界”本身並無關系。
首先，“跨界者”中的絕大多數人，都兢兢業業，發揮自身優勢，在從政的崗位上做出瞭貢獻。2014年4月，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強調，還要繼續拓寬視野渠道，加大交流力度，打破幹部部門化地域化，使幹部在不同環境不同崗位增長才幹。
其次，正如本專題前文已提到的，絕大多數從商界跨到政界的貪官，在企業已開始搞腐敗。甚至可以說，很多人貪腐事發，導火索都來自在企業任職時。如蔣潔敏被控受賄1400餘萬元的期限為2004年至2013年，剛好是他在中石油步步高升期間；山西落馬高官陳川平，罪名之一便是濫用職權，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損失。
由此看來，跨界與腐敗並無直接關系。不過不少專傢表示，為瞭讓“跨界”更安全，選拔人才更科學，“跨界”的程序、方式等，還需要有更多改變。
國傢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傢認為，在政界、學界、企業界高級官員的互換方面，有必要出臺一些相關的法律法規，不妨出臺與《公務員法》、《黨政幹部選拔任用條例》相適應的二級、三級法規，來規范幹部流轉工作的全過程。
“跨界前後是發現貪腐者的一個契機。”還有專傢建議，這段時間，要充分利用現有的企業高管離任審計，綜合運用紀委廉潔鑒定、民主測評、個別談話、任前信息公開等手段，對其做一次全方位的“廉政體檢”，減少“帶病跨界”的可能性。一個典型案例是，蔣潔敏就是在企業離任審計中被查出問題，“跨界”任職不到半年就落馬。
最後，“要邁過‘跨界’這道坎，成功轉型，除瞭不搞腐敗，跨界者們還有更多的挑戰。
“從自身看，一要及時轉變工作方式，適應政界的工作和節奏，做好長期奮鬥的準備。二要將過去的自己適當‘歸零’，找準定位，利用自身優勢服務於任職地發展。三要始終潔身自好，不加入小團體，不搞團團夥夥。四是遇到挫折時積極面對，努力調適心態。從組織看，除瞭及時開展測評和考察外，還要適時加強人性關懷和心理輔導。”上述專傢指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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